然而《红高粱》在柏林擒熊而归,也仅仅只是他导演生涯的起点。在那之后,他凭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三次提名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三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两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藉由他在国际影坛中的巨大声誉,他曾受邀担任第四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第十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和第六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老年题材电影与疾病的设置相伴本无可厚非,但诸多导演借疾病作为影片煽情的高潮戏或故事的转折点,或以疾病作为某种“隐喻”来增加影片所谓的深度,俨然遮蔽了老人生命余晖中应有的闲寂与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回溯,使影片呈现得过于矫情与失真。诚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疾病的了解,去了解自身及其隐喻下所蒙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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